与此同时，证据的法治化正以迅捷姿态步入我国立法轨道。日前，我国首部《民事证据法》专业的人建议稿第四稿已完成，随之呈送全国人大。

  一位老法官闻之不无欣慰地说：“对法官来说，迫切地需要一部证据法。说实话，我办了几十年案，常常不知该遵循怎样的证据规则。”而这欣慰的背后，隐含着对我国证据制度长期缺位遗留下种种弊端的叹息。

  我国现行《民事诉讼法》于1991年施行，其中对证据制度作了专章规定，但只有12条，仅规定了几种证据种类及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程序，过于原则化，缺乏可操作性。最高人民法院原民一庭庭长、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说：“《民事诉讼法》当时的立法背景是立足于计划经济时期，在立法取向上过于强调国家对平等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的控制，而对作为民事诉讼核心的证据问题只有少数的重视。”

  “证据立法模式过于职权化，一直以来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最大弊端。”《民事证据法》专业的人建议稿第四稿执笔者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指出，现行法律主要规定法院如何利用证据、收集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，对于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如何调查认定证据、如何提供证据及如何在法庭上质证等证据权利没有充分规定，甚至是空白。

  “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选择的是‘以法官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为主、当事人举证为辅’的民事证据模式，不能很好地适应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要求。”作为《民事证据法》起草召集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持同样观点。

  他指出，如果法官的职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胜负，从而必然会出现经济学上的寻租行为。“法官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，必然要与当事人一方进行单独接触，这就很难避免法官接受当事人的吃请，甚至会出现权钱交易、徇私枉法现象。所以在民事诉讼中，完全由法官调查取证，不可能做到裁判公正。”王利明说。

  1993年《民事诉讼法》做修改时，对于证据规则有所强化：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，弱化了法院包揽证据调查与收集等方面的职责，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证后，才可当作裁判的根据。

  一方面，举证责任的加重，必然要扩大和强化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调查和收集证据的权利，但实践中却遭遇法律真空。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又往往遭到拒绝，使得当事人在打官司中陷入被动的两难境地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，长期以来以法官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开始松动。以往法院的职权过于庞大，由法院包揽诉讼中的一切，当事人在诉讼中常处于被讯问的地位，诉讼责任感和权利意识较低。现代诉讼模式，则强化当事人主义，使当事人能充分享有证据权利和诉讼权利，双方当事人之间展开举证质证对抗，法官仅起居中裁判作用，法官的审判职权受到制约。

  汤维建说，这迫切要求过去以法官为视角的证据模式作出相应调整，转变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证据立法制度。

  民事证据立法的首选价值在于确保司法公正、权威。汤维建说，过去我们强调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司法原则，但没有强调这个事实是怎么获得的，如何在诉讼中产生的，因而使得“事实”变得很神秘。有的案件事实塑造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，如行政干预，法官素质欠缺等，使得事实认定与客观结果相去甚远。

  “现在我们强调‘事实即证据’，证据就是客观事实的反映。所以‘以事实为根据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依‘证据’来司法。这在国际上被称为证据裁判主义。法院只根据证据，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来认定案件事实，这其实为法官判案提供了合法有效的‘保护伞’。”

  证据制度的建立对当事人而言同样意义重大。过去没有证据法，当事人不注重事实是如何认定出来的，对事实总抱怀疑态度，不服判，以致诉讼没完没了。建立了详尽的诉讼规则后，当事人可对案件事实进行相对有效检验和判断，明了法官为何作出这样的事实认定，更容易服判息诉。同时减少执行难。

  一度人们对“打官司就是打关系”这样的说法并不避讳。而从“打官司就是打关系”到“打官司就是打证据”，两字之差表明证据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，关系网对诉讼的影响逐渐弱化，司法权威性不断的提高。“因此，一个证据法治时代的真正来临，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法治化水准不断提高的晴雨表。”汤教授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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