质证，是一门极具实战性和技巧性的技术活动。如果把案件事实比作“桥面”,那么支撑桥梁的证据构架就是“桥墩”，质证的目的是通过对“桥墩”的敲打，重组有利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。

　　实务中，由于毒品往往不复存在，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较为困难。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针对以上问题从有利于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角度作出规定，“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当作定案的证据”。也就是说，涉及毒品犯罪案件，即便没有查获实物，一样可以作出相应的认定。那么针对此类证据的审查也应当放在重中之重，除诸如讯问时间、地点，讯问主体和人数的常规审查外，辩护人可结合同步录下声音和影像供述内容对比讯问笔录，若出现实质性差异且与其他证据不相符，应当提出该口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，应当以庭审时供述为准。

　　另外，关于到案后否认“明知”的认定问题。实务中，行为人到案后常辩解自己并不知道携带的物质系毒品，鉴于此，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收集与审查证据若于问题的意见》第43条第1款规定，从毒品包装物上提取的痕迹、生物检材，调取的物流寄递单据、资金交易记录、通信记录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明知的，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。能够准确的看出，该条文采用了证据确认的印证规则来证明主观明知。同时，该条第2款还规定，可根据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方式、过程、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，结合其年龄、文化程度、生活状况、职业背景、是否有毒品违法犯罪经历以及与同案犯之间的关系等情况，综合分析认定其是否明知是毒品。该条文采用了内心确认的印证规则来推定主观明知。

　　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证人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，一般是吸毒人员。侦查人员对证人询问的地点也异于其他刑事案件，大多选择在办案中心的讯问室。那么在审查这类证据时，还是要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收集的程序规定来进行质证。比如，通过查阅询问笔录，看接受询问的地点是否为办案中心羁押室；通过查阅同步录像，看是否被带上戒具以及观察证人的精神情况是否正常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》第88条规定，处于明显醉酒、中毒或者麻醉等状态，异常感知或者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，不得作为证据使用。因此，对这类证据的质证，应当结合证人属性特点来展开。

　　这类客观性证据主要审查物证保管链条是不是满足法定程序规定，从物证起获的源头到鉴定意见的出炉，疑似毒品物质的同一性是否受到污染或受到改变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于2016年5月24日颁布了《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、扣押、称量、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》,详尽地规范了毒品流转的所有的环节，这是辩护人重点审查的范畴。这类证据的审查，应主要围绕毒品的数量来展开。《刑法》第二编第六章第七节的涉毒罪名中，特别是第347 条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和第348条非法持有毒品罪，能够准确的看出毒品数量多少与刑期长短相挂钩，数量决定着刑期，直到死刑。因此，“谁来称”,是辩护人审查的第一个环节，即毒品的称量主体、见证主体资格需要结合同步录音录像来核对。“称什么”,是审查称量工具合不合格、称量方法是否规范等问题。“如何称”,是审查有无被混装、称量过程要拍照和录像、嫌疑犯对称量结果要指认等问题。

　　毒品理化检验意见是最核心的证据，能够说是“证据之王”。对这类证据的审查，除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规定的审查与判断方法外，还要注重审查检材的来源问题。实务中，审查物证保管链条、确保送检检材来源于扣押现场、保证其同一性，是辩护律师要理解并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。常见的鉴定意见有极大几率会出现的证据能力方面的问题，除了提及鉴定人和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资质外，还有送检检材是否来源于扣押现场存疑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