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五一”假期，“老客户”又回来了。看着一沓来自海外的订货问询，福州一家以汽车配件出口为主要盈利点的企业负责人感到欣慰。

　　曾经，这家企业子公司的一名高管另立门户，将企业多年苦心经营而来的海外客户信息据为己有，自己做起了生意，至2020年6月案发的4年间“赚”了840余万元，而“老东家”的营业额大幅缩水。

　　据了解，这起福建首例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机密案，由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提起公诉。2023年10月，二审法院终审判处林某侵犯商业机密罪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1200万元。办案中，检察机关及时追赃止损，企业与海外客户信任重构，经营焕发新生机。

　　知识产权是企业的命脉。一个商标专利，一旦被冒用滥用，足以让企业竞争无力，失去市场。一个商业机密，一旦被窃取盗用，足以让企业陷于困境，濒临破产。而维权之路漫长艰难，亟待用足法治之力。

　　以创新举措提升保护知识产权质效，用法治方式护航新质生产力，福建知产检察护企融合发力，为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助推企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注入澎湃动能。

　　2020年5月，厦门市行政执法部门在现场查获熔喷PP产品改性聚丙烯40余吨，包装袋上印着“上海某公司”“fishareX”标识。该产品为张某经营的上海某公司转委托在厦门代工生产。案发后，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，2023年3月，一审判决上海某公司及张某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，“FishareX”商标权利人浙江某公司申请抗诉。

　　仅一个字母大小之别的“fishareX”与“FishareX”是“相同商标”吗？“改性聚丙烯”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“未加工塑料、生产加工用聚合物珠粒”能否认定“同一种商品”？牟利动机是不是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？上海某公司及张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商标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？

　　基于上述事关罪与非罪问题，思明区检察院与一审判决不同意见提出抗诉，厦门市检察院接续监督支持抗诉。2023年8月，该市中级法院终审法槌落下，认为抗诉理由成立，撤销一审判决，认定上海某公司及张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。一审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、罪名、量刑建议均得到二审判决采纳。

　　为助力品牌强省建设，2023年，福建检察机关会同省公安厅、省版权局等共同推进“昆仑”“剑网”“龙腾”等专项行动，共起诉商标犯罪693人，福建鞋服、陶瓷、茶叶等相关企业商标得到一定效果保护。

　　“上海某公司及张某假冒注册商标案的抗诉意义还在于，进一步明确‘商标使用行为’司法认定标准。”办案检察官表示，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，对侵犯权利的行为性质的认定，不是路归路、桥归桥非黑即白那么一目了然、泾渭分明。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，需要在执法司法部门精于从法治上着力，在实践中不断凝聚共识，积累经验，对是非曲直作出正确判断。

　　4月22日，福建省检察院发布的2023年度《福建省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》显示，各级检察机关从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，严把案件事实关、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，全年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02人，起诉899人，追捕追诉119人，同比上升108%。推进知识产权“一案四查”，办理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案件55件，同比上升104%。

　　如何认定商业机密、确定犯罪数额，是产权保护司法实践中绕不过的难题。“我们坚持能动履职，以法治思维和系统思维精准把握复杂案件中的实质法律关系，依托个案办理解决类案问题，通过办理引领性、标志性典型案例，推动构建司法处置规则。”福建省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负责人介绍。

　　A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有突出贡献的公司，龙某、姜某等员工离职后，成立东莞某公司和江苏某公司，并用A公司的技术配方生产销售同类产品。

　　显然，A公司的商业机密被侵犯，但给公司造成了多少损失？两大难点摆在办案人员面前：因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，使A公司产品营销售卖量减少了多少？无法确定；两家侵权公司实际获利多少？也难以查明。

　　面对两难，检察机关与价格评估公司充分研究论证，给出“算法”：以侵权公司生产材料采购量推算出侵权产品销售数量，并经第三方机构数模分析，确定涉案商业机密对产品利润贡献率，进而准确认定本案造成的损失数额。经评估，东莞某公司、江苏某公司共造成A公司损失1310余万元。

　　2022年6月，福鼎市检察院对该案以侵犯商业机密罪提起公诉，2023年3月，法院分别判处东莞公司、江苏公司罚金200万元和500万元；判处被告人龙某等4人三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　　“侵犯商业机密，损害创新主体合法权益，影响创新驱动发展。”检察官指出，检察机关公诉意见及侵权给权利人造成损失的“算法”为判决采纳，为同类犯罪案件侵权数额计算提供有效参考，增强科创企业创新创造信心。

　　据介绍，侵犯商业机密犯罪中，经营信息类与技术信息类案件不同，难以通过鉴定判断是否构成犯罪。福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林某侵犯经营信息商业机密案，围绕经营信息的秘密性、价值性特征，引导侦查取证，厘清直接因果关系，最终认定属于商业机密，为此类案件办理起到示范指引。

　　维权周期长、成本高更是产权受侵企业的一大痛点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福建检察机关以问题为导向，向“新”而行，坚持“数智”引领创新履职，知识产权检察“新”风扑面。

　　恶意诉讼手段隐秘，花样多变，监督线索难发现。泉州市检察院构建“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监督模型”，针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多项特点，提炼监督规则，将海量离散性信息转化为案件要素矩阵，2023年筛查出相关线条，推进恶意诉讼类案监督。

　　厦门市检察机关聚焦办理跨境网络售假、侵犯核心代码商业机密案件中存在的难题，协同侦查机关积极寻找突破口。

　　该市思明区检察院办理陈某军侵犯商业秘密案，借助高科技取证、智能代码比对等专业手段，有效提取固定重要电子数据，强化源代码版本、路径、功能分析和鉴定，精准认定罪名、指控犯罪。

　　着眼电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、直播带货活跃现象，前瞻思考网络维权难题应对之策。晋江市检察院依托中国晋江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，成立知识产权检察保护工作站，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《关于知识产权检察保护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，升级快速维权机制，跑出线上线下维权加速度。

　　以同题共答、难题共解为理念，2023年4月，厦门思明区检察院联合市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、6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设立全省首个“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中心”，以“案例同育、人员合署、数据互联、法律共研”模式，形成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层级知识产权协同保护联动机制，让维权来得更好更早更快。

　　宁德市检察机关聚焦当地科学技术创新产业，因地制宜探索跨地域知识产权检察协作模式，推动蕉城、屏南、福鼎、霞浦四地联合签署“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知识产权检察保护意见”，建立健全沟通联络工作机制，以一体履职、综合履职、协同履职，有效统筹整合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力量，形成产权保护更强合力。

　　“护航企业创新驱动发展，我们将主动融入知识产权强省建设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知识产权案件，以检察服务保障知识产权强省之光，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添彩。”福建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黄秀强表示。（张仁平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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